曾经有这样一批同胞，他们没有拼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，也没有周旋于白色恐怖的隐蔽战线，而是在军工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。

　　1922年，曾人宗出生在新竹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，小学毕业后，他在金瓜市的一个金矿里当学徒。

　　由于不甘忍受日本人的欺侮，17岁时曾人宗只身一人来到日本勤工俭学，先后就读于大阪工科学校、东京高等工学校。

　　1943年，曾人宗大学毕业后继续在日本做工，当时他一心想多学一些本领，回到后自已开工厂，不再受日本人压迫，不再当“清国奴”。

　　1945年初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日薄西山，美军封锁了日本通往的海域，并对东京进行大规模轰炸。

　　这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，曾人宗便准备和同厂的近40名人，一起经由朝鲜返回。但在经过安东海关，他们被工作人员告知，可能会被朝鲜人误认为是日本人遇到危险。

　　于是，在当地同乡会的帮助下，曾人宗他们先被安置在红十字会的难民收容所里，后由红十字会安排在附近一所监狱里做一些种菜的勤务工作。

　　此时，由于日本刚投降，中国政府还没来得及接管东北，原来的伪满官员组成“自治会”，临时负责日常政府工作，包括管理这所监狱。

　　有一天，曾人宗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地押进来，那人和狱警一路争吵，意思好像说他不是坏人，是抓错人了。

　　没过几天，党领导的联军来接管监狱，曾人宗这才知道这个人姓张，是原抗日联军的一名地下工作者，现在被任命为监狱的指导员。

　　10月1日, 这一批人被编为辽东军区警卫大队驻该监狱警卫队二排，曾人宗被任命为排长，这就是鲜为人知的“排”。

　　当时，他们的觉悟还未提高，只是大家思乡心切，为了能够早日回到，因而对工作认真负责、毫不懈怠，队领导几次夜间查岗都十分满意。

　　由于“排”里面的成员，都是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，因此他们中除四人被调往公安局外，其余人员都分配到了新开菱兵工厂，后来又调到怀仁兵工厂做车工。

　　内战全面爆发后，兵工厂转移，上级要求曾人宗他们，必须将机器设备安全及时地转移到朝鲜境内。

　　当时，兵工厂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，大家把机械设备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，为了掩护这次撤退转移，我军一个师还与军队发生交火。

　　那时虽未入冬，但正值河流枯水期，运输的船只经常搁浅。河水冰冷刺骨，曾人宗就和同伴喝一点酒暖暖身子，然后跳入河中推着船只一步步前进。

　　在整训的这段日子里，曾人宗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，深刻认识到地主、资本家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，他的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。

　　曾人宗的理想也从早年想自己开工厂、不受人欺负，转变成要使更多的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，为他们谋取幸福。

　　在长白山整训后，部队决定将他和朱华定、吴庆章、范新维、许朝堂五名同胞留下来，继续在兵工厂工作。

　　1947年下半年，随着军队节节败退，曾人宗所在的兵工厂搬迁到了临江附近的大栗子沟，准备重新建厂、恢复生产。

　　这时，厂领导交给长白山一项重要任务：带领几名技术人员到朝鲜，挑选一部分转移到那里的机器设备运回国内。

　　一部机器就有几千公斤重，而起重设备只是一只“铁葫芦”、几根绳子和十几根木头，很多时候只能靠人力搬运。

　　曾人宗来到朝鲜后，并未选择那些堆放在外围、相对容易搬运的机器，而是严格按照机器的好坏来挑选。

　　曾人宗挑中的机器往往散落在其他机器中间，搬一部机器往往还得挪开挡路的好几台机器，这无疑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。

　　他们一干就是半天，只在吃饭时休息一会儿，而吃的是咸菜、萝卜干儿和窝头。一天下来，大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　　库房里汽车开不进来，曾人宗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法，把圆木垫在机器底下一点点推动，一直推到能装车的地点。

　　有时遇到土质松软的地带，机器将圆木压陷进土中，根本无法推动，他们只好再垫上一层圆木，才又能推动机器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迫击炮弹弹壁厚薄不均，是其命中率偏低的最主要原因，但由于生产条件落后，在制胚过程中很难避免。

　　在一次射击试验中，炮管发生爆炸，厂长张挺同志被炸伤，幸好及时被送到通化的医院治疗，才保住了性命。

　　1947年9月，由于曾人宗改进炮弹的突出贡献，他被辽东军区记大功一次，并被授予东北联军“艰苦奋斗奖章”。

　　1948年，败局已定，我军解放了东北大部分地区，曾人宗所在的兵工厂由大栗子沟迁往安东。

　　在安东，他参与筹建了辽东军区第一兵工厂，并被提升为工务股副股长。后来曾人宗又调到吉林市，参与筹建了东北军区四一兵工厂。

　　解放后，曾人宗先后在“干部训练团”、南京307厂、南京720厂、南京仪表公司、江苏计算机总厂任领导职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