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们年轻时，常沿着铁路徒步，毫不费力就走一整天。有时一个人，有时是一群人，常常是两个人。两根枕木间的距离，半步跨不过去，一步又颇有余，不管怎么走，都很不舒服，我们于是不断变换步幅和节奏，走着走着跳起来，连续大跨步越过几根枕木，又慢下来，侧着身体，扭头仔细看好脚下距离，分腿并腿再分腿，如同两条腿的螃蟹。

　　沿路风景乏善可陈，当铁道穿过山间，枯燥贫瘠的山坡上生着歪歪扭扭的松树。飞机播撒种子长成的这些人工林，由于千奇百怪的病害，根本没有机会成材。这些松树带有营养不良的厌世感，令经过的行人既感乏味，又有说不出的敬畏。塞尚画过许多这类松树，在普罗旺斯圣维克多山，从画家工作室望去，有的单独一棵，有的几棵长在一起，有的从杂树林中冒出头，和我们在铁路沿线看到的松树何其相似。松树的棕褐色鳞状树皮下，随处可见枯黄的茅草、光秃秃灰色的荆条、黑色石头和白色砂石颗粒，正是印象派画家喜爱的配色。

　　塞尚松树的背景中还能看到当地土农宅或高架引水渠。而我们走着走着就到了毛竹地界，接着便是种了红花苜蓿的稻田，一条条半干涸的小河流过山谷，背风处坐落着1990年代中期以前风格的房子，高屋顶覆以灰黑小瓦，略微出挑的屋檐，屋脊下白色三角墙，承以白灰浆勾缝的红砖墙。再往下，略微突出的是大石头砌的裙墙，石头间以水泥砂浆批缝，有突出的水泥墙框。

　　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山谷上空的桥梁，间或踢落几颗石子，它们破空而去，先后哧哧地落到地上。这些用于减震的石子铺设在轨道周围，形状虽不规则，大小却相差不太多，棱角分明，显示出机器加工的痕迹。它们与天然状态下石子的差异，一直吸引着我。总有某根铁路桥柱设有工人上下的铁梯，桥面两侧有护栏，路轨和护栏之间，约有40公分平台可供站立。我们想在平台上等火车通过，又不确定这样做是否过于冒险，为此喋喋争论不休，最终决定继续向前。

　　如果一直向西，太阳便从我们背后升起，金色光线照在白霜上，让冬天早晨慢慢软化，脚下发出咯吱咯吱脆响的枯草和泥土开始打滑，迫使我们回到轨道上，专注地迈着不自然的步幅，适应枕木的宽度。偶尔有人回头，发现火车正转出山口，离我们已经不远。司机没发现路轨上有人，转弯后并未减速，我们只感到背上阳光的温度，竟没有听到火车驶近的声音。

　　慌乱中我们蹦下轨道，奔向路轨一侧排水沟，跨过排水沟后，背靠山坡立定，眼看火车从面前驶过。山间空气受到挤压，鼓起一阵坚硬的风，先行吹过。还是绿皮火车，那些钢铁、木头、塑料、玻璃和油漆的工程学结构，此时毫无情绪，似乎只为演示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纯粹客观的原理，一列接一列没有任何迟疑地碾过轨道、混凝土枕木和道砟。这种绝对力量及其排除一切的气势令人心寒。

　　火车开走很久后，心脏仍在我们年轻的胸腔里狂跳不已。也许是错觉，我们总觉得危险中有某种浪漫，某种（当时）可望而不可及之物，并不因（眼下）缺乏可行性而失去价值。那时我们还不能清楚了解这种特别的浪漫观念，特别是其中包含不同程度的自我贬损：通过扭曲当下和现实，把未来转变成终极救赎。我们同情自我贬损造成的伤害，却不知那只是自作自受。我们分不清批评与自卑的界限，滥用象征，将某些事物（比如铁路）视作超越性目标本身，想象通过旅行、通过心理学自我放逐、通过未来或此刻置身陌生之地、通过将周围环境彻底对象化，来获得确立自我所需要的外部视角。实际上我们获得的只是一种滤镜。

　　从好的方面说，这种滤镜让真实的困难变得可以承受或容易忽略。我们还在长身体，吃饱不难，但营养不良很普遍。有些家长送孩子上高中，同时到校的有个咸菜罐，家长走之前去菜场买些辣椒豇豆腌好，将罐子放在床底下，接下来一个学期，学生靠这罐咸菜下饭。还有些身材细瘦的男孩子在米饭上浇一勺辣椒酱，冲上自来水，三两口便喝完一顿饭。离家较近的学生周末可以回家改善伙食，周日下午返校时，无论家境好坏（前者大概可以多加一勺油），书包里一概放一瓶极咸的腌菜（盐主要用做防腐剂而不是调料）：腐乳（蘸一圈干辣椒粉）、胡椒酱（成熟的红辣椒磨成糊状）、胡椒渣（如今因为川菜流行通称剁椒）、咸干萝卜、腌豇豆/刀豆、腌雪里蕻、腌芥菜或咸生姜。小圈子朋友互相交换咸菜，对各家口味了解得十分透彻，似乎没什么比频繁的食物交换更能强化认同的纽带。被子短薄，长得高的学生冬天不能翻身，睡觉前便用皮带将双腿和被子捆在一起。穿军便裤和解放鞋的学生很常见，有红色边饰的回力运动鞋虽然流行，但穿得起的人很少。偷偷摸摸的事情很常见。贫穷带来的社会景观，因为常见而无人在意，少数人发育得挺拔饱满，也并不特别引人注目，除非他擅长运动。

　　我进城上高中时，什么都还带着些1980年代气息。学校里有灯光球场，男学生晚饭后喜欢围在球场四边，看年轻教师和学生打篮球。偶尔观众里有高年级女生，立刻引起飞短流长，说谁谁谁是“公共汽车”。低年级学生瞠目无知，等弄明白其中猥亵的含义，便因不安和震惊而面红耳赤。流言的下流程度超过他们想象的边界。尽管上了高中，绝大多数学生既没有性意识和性知识，更不用说性经验，也很少有机会涉及性方面的话题。《义务教育法》实施前，高中生通常从小就是优等生，他能接触到的人（包括学习成绩不佳的同龄人），都很注意不在“学生”面前谈论（那些被认为）他们不应该听到的话题。

　　加引号的“学生”一词，在赤土话里的意义，与字面意义相差甚远，差不多是古老遥远的“读书人”的变通说法，尽管带有些新学和新学制的意味。到20世纪末，新学制确立差不多有100年历史，新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早，但性在普通学校里（或说主要在普通学校）仍是知识禁忌。将天资聪颖的年轻人隔离在日常生活、实用技能和真实道德经验之外，为竞争性考试做准备，有更悠久的传统。这是一种与生长激素对抗的教育文化（偶有男生午睡遗精也被归因于营养过剩），理想人格根本是抽象的，自然将身体视作精神（此理想人格本体）的牢笼。

　　现代学制设想过野蛮其体魄的种种规划，但既不能保证学生的营养水平，也不能保证运动时间，况且，高强度体育训练激发强烈自尊心和对抗精神，有时催生小团体与自治文化，有悖于教育目标和过程管理的需要，也即耐心、服从和延迟满足。对少数天才，学校或许会另眼相看。我们读书时，似乎没有此类人物，连篮球场上的师生竞赛也在走向尾声。

　　毕业于1980年代的教师后来纷纷沉湎于麻将，是小城社会风习变迁不断深入和进入后期阶段的象征。这时，再迟钝的人也意识到时代变了，1990年代已经来临（虽然比自然时间晚了好几年）。篮球场上相对平等和健康的竞争气氛，不久后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消失殆尽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能相当平静地渡过青春期，很大程度仰赖那种狭隘和想象力有限的浪漫主义滤镜：忍耐必有回报，回报因忍耐更具意义。

　　这种滤镜甚至使人对现实风格的事物和言行感到厌憎。一位因小儿麻痹症而右臂残疾的老师平静地问道，你们每个人都去上大学，谁来扫马路，谁去卖早点？学生几乎屏住呼吸，教室安静得极不寻常。并非因为问题缺少逻辑（确实有一点），或答案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而是如此提问打破了学生头脑中的观念屏障，将学校与学校以外的世界混为一谈。

　　那一刻之前，我们中大多数人认为，这种屏障不但真实，而且合理。在老师的自问自答中，我们可笑但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受到了冒犯。这种优越感与我们（克服各种困难）在竞争性考试中取得的小小成就分不开。不断积累的优越感（以及同时不断积累的挫败感）成为自我认同的核心。脆弱的绩优主义之所以渐变成强大的统治意识形态，考试精英（作为幸存者）对长期回报的期待只是原因之一（我们很快会认识到这种期待是多么不稳定和不切实际）。更重要的是，绩优主义将筛选出来的学生隔离在真实世界及其变化之外。

　　考试的确是有效的社会隔离工具。这种工具创造一种不真实但强有力的观念，维系着社会将在单一标准下持续运行的幻觉。和砖窑厂的选料机一样，考试作为筛选原料的机制，注重同质和可塑，由此衍生出的应试技巧有强烈的心理色彩，无论强度还是重复性，都有明显的仪式特征。高中晚自习正式开始前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，多数学生依照执拗的习惯在教室诵读课本。尽管各有所本，音量或高或低，进度也不一致，但嘈杂中渐渐发生奇特的同步效应：几个偶然读到同一段文字的声音发生共鸣，如同随机演奏的杂乱音符中浮现出一段可识别的旋律，其他声音随之变小，直至中断。越来越多人放弃自己正在诵读的内容和进度，转而加入那段越来越响的旋律，最后所有人高声齐诵同一内容。这是童心未泯的游戏，也是迹近原始的巫术/宗教体验，强化了教室/考场共同体的认同。我们不但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节奏，也找到快感——就像合唱甚至在烈日下练习行列式，熬过最初的疲劳和不适，一排身体便可找到自我协调的方式而无需意识过度参与，令人沉迷其中。

　　能打破迷幻时刻并反证其虚无的事物很少。许多人反感刻意冒犯学生的老师，但我在他讲授《故都的秋》中体会到清冷的美感，一种只属于孤独个人主义者敏感的文思。那是颓废派和浪漫派小说家郁达夫的散文作品，文章开头说：

　　秋天，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，总是好的；可是啊，北国的秋，却特别地来得清，来得静，来得悲凉。我的不远千里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，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，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“秋”，这故都的秋味。

　　那是一种没有心肝的浪漫主义，沉湎于当下，既无目标，亦无使命感，脱离我所知的任何意义框架，比“垮掉的一代”略显做作的爱情小说更缺少真实感。如此不切实际的文字，让集体诵读显得滑稽：不可能我们齐声读出“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，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”而不令人感到怪异。如此不可读的文本，没有将我们带往考场之外的世界，让我们看到排他性竞争中失败者的经历和生活，却拆除了我所置身的考试幸存者的观念共鸣箱，由此展开一个零余者的世界。

　　并没有两种世界观念之间的竞争：所谓零余者只是思想的潜流，从未改变表层洋流的方向，也不是主流观念的对立面，甚至不是一种积极的解构工具。零余仍是结构的一部分，是其不能自圆其说之处，正如挫败感是优越感自身的一道裂缝。循着这类裂缝，现实（往往于无意中）处在可被怀疑和拆解的境地。对此，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自由，而是恐惧，就像恐惧被挤出人群，无法登上（已经过度拥挤的）列车。要维持自我与世界完整，免不了要自我欺骗。我也不可能例外。常常是一窥之后，便怀着内心深处的战栗，着离开了我认为不可长久凝视的深渊。我要退回不再完整但毕竟相对平滑的世界，还是营养不良，狭隘而偏执，充斥着不必要的重复，但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惯性，甚至也有淡淡温存的时刻。

　　还是晚自习前自由活动时间，在自愿选择放弃自由的教室/考场里，嗡嗡嗡嗡诵读声响起前，有个男生时而自顾吹一段口哨。记不起名字或长相，唯一留存下的印象，是一头稀软、发黄、细细的头发，温顺地垂过额头和耳际。我从来无法掌握吹口哨的技巧，推想这与口腔骨骼和肌肉结构有关，也是因人而异的禀赋。曲目无关紧要，哨音（清亮婉转）也非重点所在，数量总不过一两首，我们身心平静，沉浸在与音乐等值的时间中，不快不慢，不卑不亢。

　　对哨声的回忆让我想起男生宿舍外夜鸮的叫声。学校灯光球场一侧有栋破败不堪的礼堂，我们入学时改作男生宿舍，几乎整个年级学生都住在里面，班级之间用竹跳板拼接成篱笆隔断（室外建筑工程搭好脚手架后，常用这种竹跳板铺在架子内部，方便工人行走，防止空中坠物）。不多久，礼堂内墙和屋顶吸纳了各种水汽、食物馊味和不知从哪里来的尿骚，战地医院一样狼藉。我偶尔担心跨度奇大的屋顶塌掉，所有人被埋在里面。特别是我在那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，天很冷，雪下得很厚。下雪前阴暗昏沉的傍晚，我父亲突然到校，送来一双棉鞋。在礼堂前空地上，他将鞋子递给我，未作停留就匆匆离去（那时我父亲还很年轻，我第一次产生预感，他会像所有人一样未老先衰）。

　　空地上有两棵大樟树，很高，枝叶繁茂，乃至无法从地面看清树冠范围。一根空心钢管伸进枝叶深。